1945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格奧格·蓋特勒,從美國德明戰俘營中逃出來了,那時我24歲。
  我是德軍隆美爾非洲師團的一名上士,1943年4月13日在突尼斯戰役中被俘,我的家鄉施魏德尼茲是德國的一個中世紀商業城市,父親保羅是德國「帝國鐵路公司」的一個車長,母親艾瑪是家庭主婦,我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從小我就嚮往當個軍人立功受獎。1942年春天,我被選送到海登堡軍官預備學校學習,6星期的緊張訓練,沒想到其中的一門功課我終身受用:我們學習萬一陷入敵境如何逃脫敵手。考試這門功課時,400多名同學八仙過海,各顯妙招,然而最終都像趕牲口一樣被全部逮送回來,只有我例外,用了最一般的辦法出人不意地獲得成功。
  1942年4月中旬,我從預備軍官學校畢業應徵到號稱「沙漠之旅」的非洲師團去,這是陸軍元帥歐文·隆美爾的一支傳奇式部隊,然而沒想到,我此行正好趕上打敗仗,直至投降。
  剛入伍時,我和家裡一直有聯繫,被俘後,也未斷過信件。可是末了這一段時間,我們卻斷了音訊。我相信,我的家人都不在人世了。誰知39年後,又得悉他們不僅當時健在,而且還跑到美占區好好地活著哩。父母親直到六十年代故世時,依然對我的生還抱有信心……
  逃出戰俘營後,我跳上了一列經過此地的火車,3天後,當我鼓足勇氣步出車站時,看見了站台上的標牌:聖帕德羅——加利福尼亞。
  我打消了混到船上遠走高飛的念頭,而想在美國好好呆下去。加利福尼亞是美國的邊緣地,集居著各地湧來的移民。但我得隨時編好一席話。我設想自己是法籍加拿大人、荷蘭人,有時甚至設想自己是聾啞人。有一天下午,竟不料時來運轉。那天我壯膽去理髮,理髮師是從前線回來的大兵,他問我是不是挪威人,說我跟他在密西根州的妹夫彼得·彼得森很相像。於是,我走出理髮店後,身份就成了一個挪威移民彼得·彼得森。
  1946年新年的頭一天,我坐上公共汽車離開聖帕德羅。我常常中途下車,找個臨時工作搞上幾天再上路,在美國西部遊蕩了近3個月。一次,我在小鎮上干伐木活時,因小腿劃破而被送進醫院。當我甦醒過來後,就乘半夜時分溜掉了,直奔墨西哥邊境。在國界橋上,我躊躇良久,最後還是決定留在美國。
  我的新冒險地是位於加州中部的弗雷斯諾。
  在弗雷斯諾郊外,我在一個剛從阿堪薩斯州流落到這兒來的移民家裡呆了將近半年。男主人名叫但尼斯·懷爾斯,這個家庭和諧,富有生氣。我們常常沿著河谷到俄勒岡州的梅納德,或在田里為人收穫作物,或在果園裡採摘蘋果。我從這種流動性和舒適的家庭生活中得出結論:不能長時間地飛馬行空,獨來獨往,要多與別人有所接觸,但這樣必須拋掉「彼得·彼得森」這個假面具,它太外國化。1946年11月我離開這個移民區時,又成了「但尼斯·懷爾斯」,打那以後,我幾乎都是以這個名字出現。
  我原以為1946年是平安無事的,後來我才知道並非如此。由於美國政府清理廢舊檔案之舉,我新近從聯邦調查局領到了有關我的全部檔案材料,方知道我之所以逍遙法外,只是由於當局沒有找到我的確切所在,老是在我到過的地方守株待兔。有若干次,他們到了離我不到20英里遠的地方。早在1945年10月5日。美國軍方就提請聯邦調查局發佈我的通緝令,遭到拒絕。調查局要解決的大案多的是。1946年1月24日,軍方再次要求時,又遭拒絕,直到1947年2月14日,聯邦調查局才印行我的通緝令,分寄52個聯邦調查分局,有關方面還將戰俘營被撤除後寄到這個區的60萬件郵信截住。以尋找我的線索,可是為時已晚,我已玩過2個階段的隱身術,安穩地在斯托克頓的中央木材公司裡幹活。
  1947年11月,我到了舊金山,在克靈頓餐館打工。一天,經理拿了申請社會保險卡的表格讓我填,我考慮再三,才杜撰了我的簡歷:出生地為紐約,教育一欄填的是純屬烏有的學校。膽戰心驚地交出表格後,我精心研究了公路地圖和班車時間表。一天晚上,我打開房門,發現了一張社會保險卡,我有了護身的真身份,成了名正言順的但尼斯·懷爾斯。但我還是想離開這兒,到今日美國西部的一座第一流的滑雪場「糖碗」去。1947年12月,我到了「糖碗」,一呆就是若干年。我先是在廚房搞烘烤活,後來終於當上了滑雪教練員。
  1952年1月中旬,大雪一直下了24個晝夜,一列西去的列車被大雪困在一個不知名的移民居段,幾百名旅客陷入寒冷飢餓中,我自告奮勇,率領一支人馬將食物與藥品送到出事地點,還替旅客們發送電報,並拍下了一組第一手的「雪下火車」照片。這下,使我名聲大震,1952年1月28日,在離諾頓不到100英里的幾個城鎮,每一家報刊都有放大的「但尼斯·懷爾斯」的近身照片。我回到希拉滑雪俱樂部時,做好了被逮捕的準備,沒想到,我卻被當作英雄而受到歡迎。
  為了安全起見,我接二連三地換工作。這斯間,我除了在一些公司應聘工作外,還發明了一種鋁質網球拍,但生意並不景氣,這種超前的發明,常常是價錢不夠付成本;有時我還為某一個店舖畫幾幅水彩畫。日子就這樣過下去。到1960年我40歲時,便百感交集。當了15當逃亡犯,即使較為安定,但總提防旦夕之虞,以致於我雖對女性有接觸,也因怕露餡而罷休。現在人到中年,一種孤立無援的感受使我迫切需要安全和生活伴侶。
  1964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在一個單身人舞會上認識了高個兒,紅頭髮的簡·伯格曼。我們一見傾心。簡離過婚,有兩個小孩。我對她的那種獨立精神和熱愛生活很中意,我沒有向她如實相告以往的經因,我怕失去她。1964年10月,我們結婚了,開始了我最甜蜜也是最痛苦的新生活。
  婚後,我發現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那麼謹小慎微了。在經濟上簡整個兒地操著心,我也幾經易業,終於和幾位朋友籌辦了一個「海景網球俱樂部」,我擔任試拍員,還繼續兼搞鋁質球拍。
  簡開始對我的身世懷疑是1982年,簡和我商談要參加社會保險金這一公益事業。她著手寫信與有關方面聯繫。要是我開頭知道辦這事還要出示出生證,是決沒有那麼熱情。輪到辦理我的出生證時,我對簡一拖再拖,要不就是胡謅裝聾,於是簡就煞費苦心地越俎代皰替我去辦。當她按我的說法向各處去信時,得到的回復皆是「查無此人」。簡開始懷疑我得了精神病。敲響我們婚姻喪鐘的時刻到了,我這一輩子過的都是這種人寧心不寧、外寧內不寧的日子,根源所在,是我竭誠地愛簡,一直怕失去她。
  簡收拾她行篋要走了,我忽然如夢如醒。要是我一開始不是這樣來串演一個假人多好。望著簡臉上的淚珠,我明白這是最後一個機會,我突然不顧一切地說出:我是一個逃亡犯……我歇斯底里地抽泣,眼淚像大堤潰決。
  後來的幾天,我把一切都告訴了簡,她似乎一下子都理解了。簡無條件地支持我,讓我把自傳寫好立即向政府自首。
  1985年9月,我這個希特勒在美國的最後一名士兵終於向美國移民自首了。
  此後,簡建議我寫信給德國紅十字會查找親人的線索。過了1個月,我便驚喜地和遠在5000里以外的姐姐用電話淚流滿面地傾吐鄉思。

Provenance :福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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