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丹尼爾·貝爾在他的《後工業化社會的來臨》中說出了一句令當代學者備感刺激的話:「一個社會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找不到語言來表達是可悲的。」貝爾顯然是為數不多的相對擺脫了這種窘境的學者。但是在欽佩「後工業化社會」這一概括之餘,仍然感到我們每個人都屢屢模糊地感觸到的這個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遷的另一些本質特徵,還等待一位智者來一語道破。
  對於一個在智力生活中不斷思索與等待的人只要一點啟示就足夠了。1996年我在紐約拜訪闊別多年的一位老友,漫談中他僅花費了3分鐘向我介紹這本美國1995年的新書《勝者通吃的社會》(The Winner Take____all Society),令我豁然開朗。
  我曾以為「勝者通吃」是盛行於古代社會的野蠻邏輯:誰的矛長盾厚,馬快弓強,船堅炮利,誰就當然地要奪取資源,佔領土地,掠人妻女,將敵邦之人丁全部打成奴隸、亡國奴——一句話,勝者獲取全部,敗者一無所有。現代文明擊敗了軸心國最後一次武力通吃的邏輯。此後商業的邏輯日漸擴展,貧富差距固然不會消退,但「通吃」似乎已是前現代的遺跡。深陷於古代與現代二分法的框架中,便會輕易地將喬丹年薪一億美金、泰森一場比賽3000萬美金的現象視為偶然、個別。直到法蘭克與庫克(《勝者通吃的社會》一書作者)歷數遍佈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中的「勝者通吃」,並分析產生它的社會結構,我們才明白古老的勝者通吃的邏輯已在極大程度上在當代商業社會中復活。
  《侏羅紀公園》一片收入10億美元,1980年一部暢銷片主角的片酬是200萬美金,1994年已達1500萬美金;暢銷書的稿酬可達300萬美金,另一些書的作者則一無所獲;美國大企業總裁與一般製造工人的收入差距從1974年的35倍擴大到今天的120倍。
  勝者在一個又一個領域,特別是那些與大眾關係密切的領域中脫穎而出、鶴立雞群,說明了「通吃」現象已非偶然,並且從市場經濟的原則上很難對此有所非議。喬丹來了票房價值就上去了,艾科卡接管了企業效益就好轉了,他們的收入的確驚人,但其實是俱樂部與企業以較小的附加成本換得大得多的利潤,二位理應獲得那份高收入,不然那錢流向別處(稅收另當別論)更不合理。為什麼「勝者通吃」的現象在近年才日益凸顯呢?是社會結構的變遷與人性中的弱點相輔相成。
  在技術層面上,運輸的成本日益降低。這既緣自運輸能力的飛速進步,又因為被運輸的商品中「硬體成本」在下降,「軟體成本」在上升。比如1984年的電腦價格中大約80%屬硬體,20%屬軟體;到了1992年這個比例剛好反過來。從1967年到1988年,美國出口的貨物中,每一美元的重量減少了43%。電子媒體的革命更使電視電影產品輕而易舉地超越了地方性。在制度層面上,一方面關稅限制不斷下降,另一方面人才流動日益自由。技術進步與制度演變兩相結合,促成了世界市場、全球市場的形成。出色的商品、優秀的廠商、大牌球星、當紅藝人,都不甘囿於鄉鎮省城,而要成為世界級的名牌和明星。
  而當「世界大市場」、「世界大賽場」、「世界大舞台」一旦形成,一旦聽憑各地的商品、選手、演員自由進入,就會發現它無力容納。它的「貨架」有限,裝不下上千種品牌的飲料,甚至上百種也不願接納,十幾種、幾十種足矣。它的「頻道」有限,不會為排名太低的選手和演員提供機會。基層球隊、省城歌星曾經是社會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或即將被大眾媒體判處死刑。
  「貨架」不足、「頻道」不足,其實都有可能改善,但有一樣東西無法改善,至少是人們不願改善的,那就是人們的心理儲存空間的有限。如社會學家古迪所說:「每個人對某個特定領域的投入與關心的程度是有限的。多數人只要知道幾個棒球選手、科學家、雕塑家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就滿足了。人類沒有足夠的時間或精力,亦即『儲存空間』有限,因此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頂尖的競爭者身上。」過多的品牌會使顧客選擇時疲勞,享用時心理上不踏實。過多的選手、演員會使觀眾記不住,削弱了對選手、演員及其項目的熱情。這樣商家的「貨架」、「頻道」的有限與大眾心理儲存空間的有限相契合,決定了大家共享的一個大市場上的勝者遠比大家分享的多個小市場上的勝者稀少,昔日眾多小市場上的勝者注定將成為今日大市場上的陪襯和失敗者。
  是不是勝者少了,競爭參與者也會相應減少呢?事實證明並未減少。原因何在?作者為我們敘述了那個由經濟學家馬丁·薛必克最先提出的「套牢遊戲」。假設一位拍賣人拍賣一張「20元鈔票」,出價最高的人可以得到它,但所有參賽者(包括報價最高的人)都要將自己所報的錢數交給拍賣人。如果最高報價是10元,該人付出10元,贏得20元,淨賺10元;如果最高報價超過20元,自然沒賺;非最高報價者們自然都蒙受不同損失。一個心理學教師和他的企管碩士班的學生們玩這個遊戲,在大約二百次遊戲中,作為拍賣人他共賺了1.7萬美元,每一次遊戲中前兩個最高叫價之和沒有低於39元的,有一回總和高達407元。何以如此荒誕?原因有三,一受不住誘惑;二過於自信——因此上陣;三難於接受既成損失——於是繼續。
  一個如此透明、如此易於識破的遊戲尚且如此,一場更為複雜的社會競爭,一場高懸著勝者年薪數千萬美元的大角逐,自然不可能參賽者不多。當昔日很多地區級勝者的榮譽與收益都集中到一兩個世界級勝者身上的時候,吸引參賽者簡直太容易了,雖然成功幾近夢想。如果人性不是這樣,「社會大戲劇」就幾乎不能演下去。經濟學先知亞當·斯密說:「對於風險的輕忽以及對於成功的過高期望,這兩種心理在生命中最活躍的時期就是年輕人選擇職業的年紀。」美國大專籃球選手中,有六成相信自己能打入NBA,實際的出線比例不到5%;中學籃球選手中以為能進大專隊的就不知有多少了。籃球不過是個象徵,現代社會中日益增多的領域趨於「勝者通吃」,而一個勝者之下是無數個失敗者。
  這種趨勢並非沒有收益。它固然使一個縣城永遠地失去了自己的球隊和歌手,同時卻使他們目睹了喬丹、帕瓦羅蒂。世界進入電腦網絡幾乎指日可待,到那時一個偏遠地區的患者可以接受一流醫生的診斷。對此社會學家們並不比別人知道得少,但他們的天職是挑剔缺陷,發現問題。
  「勝者通吃」要比其之前的市場競爭激烈殘酷,大批失敗者只好改行,因而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費、時間浪費、精力浪費。它將過去眾人分割的財富聚斂到少數人手中,造成極大的貧富差距。「通吃」的邏輯使得競爭者們高度重視第一回合——即「搶灘」的勝利。一本書如果出版後第一個月不好賣,就可能永遠被書商打入冷宮;而一本書只比其他書籍強一點點,甚至並不強,只要一開始好賣,就可能在商人與媒體的炒作下成為暢銷書。一個人如果進入了名牌大學,以後的道路將平坦寬敞;反之如中學時代不夠努力未進入名牌大學,想成為勝者將極為艱難。過於重視「搶灘」的勝利葬送了一些優秀作品;過於重視名牌大學則使「早熟」成為勝者的通行證,對「早熟」的青睞使大器晚成者成為輸家,這無疑是對人類中最可寶貴的真正人才的打擊,其「浪費」程度難於計算。「勝者通吃」將商業競爭中的弊病發揮到極致,電影、電視中暴力的盛行即其例證。一項研究顯示,一個普通美國小孩小學畢業時已在電視上看過大約八千場殺戮;而浸淫於暴力與施暴行為之間的相關係數是0.31。
  人性中的弱點和盲目性在所難免,我們可否通過明智的選拔制度避免這些弊病呢?很難。我們很難在培養的初始階段就判定出潛在的優秀人才,從而減少必將失敗的資格競爭者。可以觀察到的常規才能在很多場合都是重要的,但一些特殊的稟賦至關重要卻又無從捉摸,甚至在面對大學以上學歷的擇業者時,即使不迷信名牌大學,為減少風險也往往還是首先選用名牌學歷者。選拔制度很難克服「勝者通吃」及其弊病,要對付它似乎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競爭的制度。古典自由經濟的理論對此顯然不表敬意,但既然「勝者通吃」的現象是自由經濟的理論始料不及的,尋找應對它的手段,就必須超越這一理論。
  限制競爭的手段與制度源遠流長、豐富多樣,當代的社會實踐仍然可以從中獲得啟示。歐洲中世紀貴族間的決鬥似乎是絕決的,但其槍內一定要平滑不准有來福線的規定實際上制約著決鬥的殘酷。據統計當時6個決鬥者中只有一人中槍,14人中只有一人死亡。軍備競賽是最古老的「勝者通吃」的邏輯產物,幾乎與此同時,敵對雙方利益的需要也產生了限制軍備競賽的約定。一夫一妻制算得上又一種古老的限制競爭的制度,離開了這一制度,地位高的男子將「勝者通吃」,地位低的一無所獲。18世紀初葉的摩洛哥的最後一位國王竟生養了一千個孩子,可見他一個人至少奪去了一百個男子擇偶的機會。當代社會也從來沒有離開限制競爭的制度手段。美國總統競選要限制競選費用,世界體育比賽要限製藥物使用,否則後果均不堪設想。當然除了限制競爭之外,對付「勝者通吃」的手段還有稅收。
  這一切自然遠不充分和健全,未必都可推廣和移植,實行起來亦可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當代社會確乎到了通盤思考「勝者通吃」之利弊以及應對它的手段的時候了。

Author :鄭也夫   Provenance :博覽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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