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停在從巴黎去科龍貝—雙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門前,我們下車選購了一盆潔白的菊花,捧上車,繼續這往返千里的旅程。
  車在田野間平坦的公路上疾駛。10月中旬的這一天,秋陽朗照,法國的農村,恬靜美麗。地裡莊稼已經收割,不時看見獵人攜槍漫步搜索,一條小狗前後歡奔。莊稼地裡和邊緣上的丘陵叢林中,不知哪裡會竄出一隻野兔來哩。
  然而,我的思緒不太能夠使我欣賞田野風光。上了年紀、生於憂患的人,看見這種安適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產生對比。更何況我們此去是專程瞻仰戴高樂將軍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樂將軍的名字,早在抗戰時期,在四川重慶。那時我在報館工作,天天接觸到國內外戰局的發展。祖國半壁河山,淪於敵手,前方節節敗退,後方物價飛漲,謠傳蜂起,人心浮動。只有西北、華北,人民抗戰的烽火遍地燃燒,越燒越旺,鼓舞全國人民打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在歐洲,希特勒侵佔波蘭,在積極準備後,突然發動西線戰事,以強大的機械化部隊,繞過馬其諾防線,突入法國。法國軍方昏庸無能,指揮失當,兵敗如山倒。巴黎的政府驚惶失措,屈膝求和,在維琪成立貝當政府。半個法國被納粹佔領,另外半個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法國人民奮起反抗,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樂。他當時不過是個陸軍部的副部長,毅然決然,挺身而出,高舉民族抗戰大旗,發動「自由法國」的抵抗運動。
  這是戰火紛飛、風雨晦冥的日子啊!
  車窗前,遠處是一座樹木蔥蘢的小山頭。翠綠之中,一個棕色的雙十字架高聳入雲,那是「自由法國」的徽號。戴高樂將軍之墓快到了。
  司機沒有在小山腳下停車,而是繞向前去,直駛附近一個小村落,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個世紀留下來的建築物,屋頂牆壁,飽經風雨,有一點敗落景象。一道半圓形的短垣,拱繞著教堂。教堂周圍是一個個小小的墓地,埋葬著本村的人。墓,一個挨一個,稍稍隆起地面,是石頭砌的,上面豎著或者浮雕著一個十字架,墓碑上寫者死者的姓名。戴高樂將軍的墓在哪裡呢?我們捧著菊花,沿著墓叢中的小徑,緩步尋覓。 
  真使我驚呆了。戴高樂將軍的墓,就在小徑盡頭,也是以石頭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長方形,中間有一道淺淺的分線,分線左側的石面上寫著:「安妮·戴高樂,1928——1948」。右側的石面上寫著:「夏爾·戴高樂,1890——1970」。墓首有一個以同樣的石頭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遺體,在這教堂的墳場上,真正是只佔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裡。墓前一個花瓶,插著雜色的花朵,大概是從本村中採擷來的。那白色稍帶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頭,多半是用來鑲馬路邊的。就在這小小墳場中,有好幾個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將軍父女之墓,講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頭看那樸素、簡單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覺得面前是一個新的境界:原來一個人的尊嚴、一個人的品德,是可以用這樣簡樸、平凡的安排來表達的
  !說驚呆了,是由於我對戴高樂將軍安葬的情況略有所知。他在1970年11月9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全法國一片悲聲。將軍生前遺言葬在他女兒身邊。女兒生來有病,20歲夭折,作為父親,是十分痛心的。將軍的葬禮儉樸,不吹號,也沒有樂隊奏哀樂,教堂舉行彌撒時,沒有講話。將軍的棺木,由一輛戰車運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350法郎(當時約合63美元)買的。……我真沒有想到,將軍之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法國人民深深銘記著將軍對法蘭西民族的豐功偉績。就在科龍貝——雙教堂舉行葬禮的同時,巴黎50多萬群眾冒著秋雨,自發湧上街頭,在雄壯的《馬賽曲》樂聲中,邁著沉重的步伐,彙集到愛麗捨田園大街近旁的凱旋門廣場,表示深切的哀悼。
  教堂周圍是幾十戶人家的村落,古樹舊屋,沒有任何修飾。這地方,離開最近的火車站有十多公里,也沒有直達這裡的公共汽車。誰要來,只能開車。就在我們徘徊沉思的時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國人來到墓前,默默注視著墓石,沒有人談笑,說話聲音都低低的,生怕驚動了父女的安眠。這時還開來了兩輛大旅遊車,那顯然是外國的遊客。他們走路,腳步也特別輕。
  離開墓地,我們駛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頂。那雙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許多石塊壘成,護以鋼筋,有十多層樓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獨立,睥睨四野。周圍林木森森,縱目遠眺,田野和森林,交織著伸向天際。這當然是為紀念戴高樂將軍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光榮。
  戴高樂將軍是第五共和國的創始人。他為法國政治帶來了穩定。政治上的穩定導致了經濟上的發展。他排除萬難,結束了對阿爾及利亞的戰爭。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濤起伏的,最後一次參加公民投票後,就不當總統了,退居科龍貝—雙教堂。政府按規定對退職總統提供的費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給他的宅邸,他拒絕遷居;他靠自己的稿費度日,還為了紀念夭折的女兒,把自己大部分的錢捐做兒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後,戴高樂夫人住進天主教基金會辦的養老院,不要政府津貼,不要兒女供養(除早亡的女兒外,戴高樂夫婦還有一子一女),不與外界往來。她已79歲高齡。當我們離開巴黎時,她因病入醫院,旋即去世。
  「每當歷史最惡劣的時候,我的義務就是把法國的責任擔當起來。」這是戴高樂將軍的名言。他的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然而他還是一個能上能下的人,一個嚴格按照國家憲法辦事的人,一個不要特權的人,一個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傑出政治家、法蘭西民族的偉大戰士,他來得光明,去得清白,豐功偉績,皎皎晚節,永遠是法國的驕傲。
  暮色蒼茫中,我們駛返巴黎。我們惦記著那盆潔白的菊花。在戴高樂將軍父女墓前,除了那一瓶,別的花是不讓放的。但是在他墓的斜對面,有一大如圓桌面的平台,上面放著幾塊戴高樂將軍的戰友和其他人送的大理石紀念牌。我們的菊花就放在一塊鐫有將軍姓名的石牌前。

Author :朱啟平   Provenance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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