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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金輝兩週年的祭日。雨下得真大。
　　兩年前的8月2日，在一個淺淺的小河裡戲水的他，隨波而去。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一條只有齊腰深的小河，如何能吞沒一米七五的金輝。這莫非又是詩人的讖語，他曾經在一首詩中寫道：「海浪的手托住了我的孤寂，我的心第一次，找到了，酣睡般的寧靜……」我不知這條小河會不會流入大海，但我真的希望它能穿越崇山峻嶺，找到那片金輝醉心的深藍色，讓他的22歲的生命得到這一點點的滿足、一點點的補償。
　　1989年的夏末秋初，我來到北京郊區的師範學校臨時任教一年。金輝是三年級的學生，也是學校裡小有名氣的詩人。語文教研室出的一本油印的詩選小冊子，裡面選有金輝的詩，我還記得其中的兩句：「是大海染藍了天，還是天染藍了海?」我教二年級語文，並不認得金輝，但我卻記住了這兩句詩。
　　我住在教學樓的一間小辦公室裡，學生們常來我這裡聊天、借書。有一天，一個頭髮蓬亂的大男孩來敲門，他戴著一副黑框眼鏡，有點緊張地笑著，對我說：「老師，您有紀德的詩集嗎?」我說我沒有，不過我可以回城裡到圖書館去借。他說謝謝不用啦。這個大男孩就是金輝。說實在的，我當時很驚訝，在這樣一個窮鄉僻壤，還有人知道紀德這位法國象徵主義作家，比起拜倫、雪萊的名氣，紀德算是極其生僻的作家了。不知是現代派詩正合乎金輝的心境，他才會喜歡，還是那些傷感頹唐的詩句影響了他的心境，總之，比起他的年齡，他顯得過於沉鬱。
　　從此，金輝常來我這裡借書，因為學校裡的圖書極其有限，也只允許學生一學期借一本，而對於這些來自貧困山區的孩子，每月只有10元錢的生活補貼，他們是無力購買書籍的，況且，買書也得到十幾里外的鎮上去。我每次回城裡，總是盡可能地背些書回來，我知道金輝他們都盼著等著我的書。
　　學校快放寒假了，期末考試分派我監考金輝他們班，我發現有很多人在偷看、打小抄。與其說我是生氣，不如說我是傷心。我平時很喜歡這些來自山區的孩子，他們真的很樸實，給予了我從未有過的一種清新的感受和體驗，使我找到了我在城市的喧囂與漠然中從未找到過的溫馨與充實。現在，看著他們賊頭賊腦打小抄，我冷冷地衝著他們說：「你們這和小偷有什麼兩樣?」我把所有能摔的東西，粉筆、黑板擦、教鞭，還有發剩的卷子全都摔在地上，然後我走了，狠狠摔了教室的門。既然我是田間地頭的稻草人，嚇唬不了偷食的麻雀，那我只能逃掉了。我不願看見他們六神無主的樣子，這和我平時認識的他們多麼截然不同啊。
　　因為我是臨時老師，校方沒有追究什麼，我大概是這學校有史以來第一位從考場撤退的老師。散考後，金輝來找我，他說：「我是按規矩做完的。」我苦笑著說了聲謝謝!真的，我要謝謝他的規矩，這似乎留住了我心中即將流失的某種東西。金輝吭哧了半天才問我：「您幹嗎生那麼大氣?」是啊!我幹嗎要生氣呢?我就離開這裡，這些課桌、講義、試卷將永遠不會再走進我的生活，可我還是生氣、傷心。在我內心深處，我是多麼珍視他們給予我的至真至純的感受。金輝聽了我的話，他好像明白我為什麼那樣不顧師道地亂摔東西了。他望著窗外，不停地用手擺弄窗栓，咯楞咯楞地。半晌他才說：「考試不及格要留級的，那就變成自費生了，家裡供不起。要是被開除，回村務農，連已經轉的城鎮戶口也得退回去。」我不知該說什麼，咯楞咯楞，窗栓就那麼響著。
　　這就是金輝。他可以善良到無原則地原諒任何人任何事，但他又不為環境所誘，有自己的一套處世做人的準則，追求自身的修身養性與自我完美。當我真正走進這些山村的孩子的心靈深處，我才知道，背負的現實越沉重，對未來的嚮往渴盼就越強烈。
　　金輝畢業的那天，我也回城裡 原工作單位干我的老本行。金輝被分配到著名的北京猿人所在地——周口店工作。他背著自己心愛的吉他和詩集，來到偏遠的山村小學。幾十萬年前，北京猿人在龍骨山洞穴中用火種奠定了他們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重要地位，而現在，龍骨山腳 下的後生們又面臨著怎樣的挑戰?小學校裡只有一排破舊的平房，課桌都是東搖西晃，下雨時教室裡到處漏，學生只能放學回家。學校晚上沒有電，只能點著蠟燭批改作業。沒有自來水，金輝得一擔一擔地往回挑，沒有伙房，只能自己上山拾柴燒灶□麵條，150元的工資，除了吃飯，還得買書買詩集。他的來信總是充滿著矛盾與衝突，他說他要調動工作，這裡太閉塞了，他無法忍受這種彷彿與世隔絕的孤寂。在深夜，校園裡只剩他一個人住校，他會大喊，但空蕩蕩的校園裡只有他自己的回聲。然而，他又說，這些山裡的娃娃就像兒時的自己，他不能背棄他們。
　　小學校裡只有一隻羽毛球拍，一個水泥乒乓球檯，已經用了20年，風雕雨蝕，裂了無數的大縫子，金輝只能領著孩子們玩丟手絹、老鷹抓小雞。孩子們多麼喜愛他們的老師啊，他像大哥哥一樣疼愛他們，下雨下雪送他們回家，怕他們在山路上滑倒摔傷。冬天，北風呼呼地從每一道窗縫屋縫裡颼颼地鑽進來，凍得孩子們直流淚，是老師上山拾柴給孩子們生火取暖，讓凍僵的小手能寫字翻書本。孩子們又是多麼崇拜他們的老師啊，老師會彈吉他會唱歌，老師還去過北京天安門，去過動物園看見過大熊貓。這個山村雖然距離北京城區僅僅只有50公里，但絕大多數孩子還沒有去過北京。金輝總說，他一定要帶孩子們遊覽北京城，到天安門廣場放風箏，讓孩子們看一看山外面的大世界。但他終究沒有能夠帶著自己的學生徜徉在頤和園的山水間、長安街的林蔭道，他終究沒能兌現自己對孩子們的承諾。
　　金輝的小學是在一所破廟裡度過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當了6年的小和尚。當他回到山村小學時，他懷揣著的是一個滾燙的願望：讓孩子們有一個比他自己幸福的童年。是的，孩子們不用再當「小和尚」了，但教室卻和破廟一樣破舊不堪，難經風雨。孩子們可以從自家的收音機和村裡的大喇叭裡學唱流行歌曲，但學校卻無法給孩子們安排音樂課，因為學校沒有一件樂器，孩子們唱歌還是跑調兒的。每月，全校只有100元的辦公費，連教學用的粉筆紙張還不夠，一面國旗褪色褪得難辨真色，可買一面國旗得花去98元的辦公費，這就意味著全校一個月上課不用粉筆。每個星期一早晨，在這面褪了色的國旗下面，聽孩子們齊聲唱著跑調兒的國歌，是金輝一周裡最難捱的時刻，他那詩人般敏感的心靈在顫動在疼痛在煎熬。他無法從一種沉重的使命感中解脫出來，他得奮鬥，他需要用這種奮鬥來減輕自己內心深處的的失落，但他又極力想離開想逃遁。
　　他在忍受與奮進中掙扎著，他說他很累。
　　1992年，我採訪這所小學時，又見到了金輝。在他的宿舍裡，那把吉他已落滿了厚厚的灰塵，他也不再寫詩，因為他有更要緊的事要做。白天，學生不停地來敲門問老師抹布擱在哪兒掃帚放在哪兒，這道題怎麼解那篇課文分幾段。學生放學了，他得批改永遠改不完的作業和試卷。我問他，現在最想幹什麼，他毫不猶豫地說：「蒙頭大睡。」他完成一天的工作已是凌晨一兩點，而學生們又早早地到學校來早自習，他總是睡眠不足。
　　那天他要□麵條給我吃，我實在不忍再辛苦他，堅持要到村上的小飯館去吃飯，我們也可以安安靜靜地聊聊天兒。那個又黑又暗的小飯館，蒼蠅多極了，金輝很抱歉：「就這麼一個小飯館，老師將就點兒吧。」他要了些醋，仔細地幫我擦洗碗筷。我注意到他自己的碗筷並不用醋擦，就說：「你的碗還沒擦呢。」他說沒事兒。我提議喝點啤酒，他說不行，下午要上課，我就沒再勉強他。點完菜，他搶著付錢，我不答應，相持了半天，老闆收下我的錢，又替金輝找了個台階兒：「下回你再請老師吧。」連老闆也痛惜他花掉三分之一的工資吃這頓飯。因為我付了錢，他有點悶悶不樂，我知道這大概傷了他的自尊，山裡人再窮，也是不肯怠慢客人的。飯館裡只有我們倆，老闆就格外關照我們，他看出金輝的不高興，就打趣說：「金輝你真當是吃老師的飯不交錢呀，低頭猛吃，連句話也沒有。」金輝這才不好意思地笑笑，顯得輕鬆自然了許多。
　　我採訪山村小學的報道在電台播出之後，反響很大，不少熱心聽眾捐款捐物。有一位老教師沒有留下姓名，把一副嶄新的羽毛球拍放在我們單位的收發室，請人轉交給我。還有一些沒有留下姓名地址寄來了錢。我把這些都寫信轉告了學校領導，校長派金輝來取這些捐款和物品，因為路上堵車，他晚到了一小時，急得滿臉淌汗。我把聽眾的捐款和物品一一交待給他，他連連點頭說：「孩子們可以玩球了，您替我們在廣播裡謝謝大家。」我答應了。「孩子們可有的玩了。」他又說。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歡愉。他急急忙忙地要趕去王府井書店買成人高考自學資料，走不多遠，他又扛著大包往回跑，氣喘吁吁地對我說，現在大隊安了一個分機電話，有事可以打電話到大隊，讓人去學校叫他一聲。他從筆記本上撕下一小條紙，寫上電話號碼9310261轉。我順手把這個小條掖進我工作證的塑料殼裡。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雖然我從未打過這個電話，但是，直到今天，這張小條仍然夾在我的工作證裡。有一次，我問一個朋友：「你說，給我這個號碼的人已經不在人世了，可我為什麼一直不肯扔掉它?」我的朋友很古怪地笑笑說：「不知道。」是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也許只要這個號碼還在，金輝就仍然在山那邊領著一群孩子玩老鷹捉小雞，在閃爍的燭光下批改作業，或是寫下青春的詩行。
　　1993年的暑假快到了，金輝來信約我去他家小住，那裡是有名的瓜鄉，「老師可以在瓜地裡一邊摘一邊吃。」可我去了長白山。我總覺得摘西瓜，只要有金輝在，哪天去都行的，但我錯了!當我風塵僕僕地回到北京，剛給停了多日的BP機換上新電池，BP機就尖厲地叫了起來。我看見BP機上顯示的那個陌生的電話號碼，心裡忽然有些發毛。我回了電話，一個哽咽的老者在電話的那頭說：「是任老師嗎?金輝不在了!」我的腦子整個空白了，來不及問詢，來不及悲傷，整個空白……
　　金輝的父親是在他的遺物中找到我的電話的。老人希望我去參加追悼會，按鄉下的規矩，白髮人是不能送黑髮人的，他們老倆口不能去送兒子，請老師送一送吧。我能說什麼呢?
　　我以出奇的冷靜開始打電話，找金輝在校時的老師和同學。因為是暑期，我只找到了一位老師還有一位同學，從前，我們大家曾經不分長幼師生在一起共同談詩論詩的。當我把電話打到這位同學的家裡時，她姐姐說：「小妹正在醫院產房裡生孩子，可能是難產。」我沒有說明找她妹妹有什麼事，只請她代個好，祝母子平安，她姐姐連聲說謝謝。放下電話，我哭了，為金輝的死。這是知道他逝去後我第一次流淚。
　　雖然天色已晚，我還是騎著自行車四處去尋找鮮花店，我不要送什麼輓聯花圈，我要送金輝最喜歡的紅玫瑰。在一條僻靜的小巷，我找到了一家小花店，老闆笑吟吟地問：「您需要什麼花?」「玫瑰，紅玫瑰。」「是送同事，還是送朋友?」「送朋友。」「是祝賀婚禮，還是祝賀生日?」「……」我該怎樣向他述說呢?「為什麼選九枝呢?」「佛經上說九重天是天堂。」老闆不再問了，開始把我選的花仔細地包紮起來，他還叮囑我，要使花不枯萎，就在泡花的水裡加一點白糖。那被糖水浸泡過的玫瑰該是甜的吧?我想。當我接過這束參差有致的玫瑰，告訴他：「我要去參加一個朋友的葬禮，他只有22歲。」
　　第二天，我就是捧著這束火紅的甜玫瑰趕到了火葬場。我見到了金輝，他靜靜地躺在那裡，還戴著那副黑框眼鏡，胸前掛著那串用山桃核串的佛珠，金輝一直喜歡鑽研佛教。他身邊還擺著成人高考的資料和紀德的詩集，他有那麼多未盡的心願。他曾經是那麼渴望寧靜與安逸，可以細細地品詩、暢想，如佛在心，他找到的同時，也全都丟失了。
　　我們一直把金輝的骨灰送到他老家的家族墓地。親人們早已備下厚厚的紙錢，按老人的說法，靈車途經的每一個路口、橋樑都得撒一把紙錢，這樣才能把金輝順順當當地送上路。金輝的小妹妹就這樣虔誠地撒著、撒著，小姑娘已經沒有了眼淚，她只是直直地瞪著大眼睛，生怕錯過漏掉一個路口、一座橋樑。哥哥曾經接送她上學校，替她打棗摘核桃，幫她抓蜻蜓逮螞蚱，哥哥為她做過那麼多，她卻只為哥哥做了一件事——撒紙錢。
　　因為天氣太熱，加上長途顛簸，當汽車穿行在山谷之中，我突然失去了知覺。待我甦醒之後，我看見車窗外那隨風飄飛的紙錢，盤旋著向上飛昇、飛昇。
　　我真希望這片片紙錢能像海浪的手，托著金輝的魂靈，直上九霄，而那束甜甜的玫瑰能送他一程，我希望……
Author :任捷   Provenance :八小時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