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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隱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闕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隱退後居住在商洛，久闕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

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

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陽王帳下作官時，在鍾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

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

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場大雨之後，才墜落下來而得到的。

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

數日後，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隨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將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

他們仔細地研討了幾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

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

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

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聽說過。

願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將遺簡的內容註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願。

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樂安任升之白。」

數日後，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

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

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麼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

這讓我更加慚愧了。

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麼資料可查閱，只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

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

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瞭如指掌。

推論事情的始終，絲毫不差，比隗炤能預測到將有姓龔的使者來訪，還要高明。

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

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

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覆多次與諸儒研討，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裡面包含的旨意。

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

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

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打開這個疑團哪。

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你忽然下顧求教於我呢？

我稽查各種歷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著作一次探索，庶幾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

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裡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

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將坍塌。

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

『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於鍾山的。

『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

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

『浹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為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浹辰交』。

『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萬數。

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為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

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

這裡所說的只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於『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於『六千三百浹辰交』；按日算則是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合於『二九重三四百圯』。

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據曆法計算，沒有什麼差錯。

所說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當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

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

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別人。

如有收穫可及時告訴我。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鄭欽悅啟。」

據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

當時宗人李巽為戶部郎中，在南宮閒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於術數研究精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

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嗎？」

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麼來證實呢？」

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隱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為太常，大同四年，在鍾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

那上面文字隱秘難懂，到處求教於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

於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兒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於通曉它的人。

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麼遺憾的了。』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

當他瞭解到鄭欽悅的名氣後，就把先祖的意願告訴了他。

鄭欽悅說：『你應當抄錄下來給我看看。我好試著研琢它。』任升之便將銘文抄與他。

此時正巧鄭欽悅奉朝命出使，剛剛從長樂驛騎馬出發，便得到銘文而對它進行解釋。

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奧秘。所以他在信中寫道，『據鞍運思，頗有所得，』

這不是件奇事嗎？」

辛未年，李吉甫轉任部員外郎。

而鄭欽悅的兒子鄭克鈞，也由京兆府司錄調任司門員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說的話去問他，雖然符合事實，但鄭克鈞自己卻說丟失了那封信的草稿。

每每想那銘文的玄奧至深而又見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覺得非常婉惜。

壬申年，李吉甫被貶為明州長史。

在海島之中，有一個隱士姓張，名叫玄陽，因為他明白《易經》，為州將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閣內。

因他講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鄭欽悅的書信給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興得到這封信，高興得超過得到寶物。

於是立刻將它編成冊，又為它寫文章論述道：「一堆黃土，沒有情。

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現象。

而深明象數的人，把這偶然發生的事判定在十八萬六千四百天之前。

何況是在理亂的時運，而又艱難困厄之時，聖與賢不能相遇，君與臣偶然相合。

就像姜子牙得到騰達而被稱作尚父。

孔子沒有鳳車卻周遊列國，傅說在巖下因夢被提拔，張良在橋上得神人傳授，這都是必定要應驗的事。

然而孔子無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達黔而受挫，為什麼要那樣做？

孟子去齊而匆忙得飯都來不及做，賈誼去湘江而憑弔屈原，又這樣眷戀。

難道這些大聖大賢，還迷惑於宿命的說教嗎？

這是不是獻身而存教，詔示人道而不可偏廢呢？

我無法知道。

鄭欽悅很快從右補闕升為殿中侍御史，被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顯露出他的名聲，所以我才要敘述對他的所聞，放在這兩篇書信之後，用來昭著蓍筮的神明，聰哲的對玄妙疑難解釋的本事，奇偶變化的有數，以此贈送給各位好事者，成為後世學子奇妙的玩味品。

時間是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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