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在談

 我的心底藏著幾個小故事，每次想起，都一驚，因為我原以為自己很聰明、很客觀，直到經歷這些故事之後，才發覺許多事，只有親身參與的人，方能瞭解。

那是人性最微妙的一種感覺，很難用世俗的標準來判斷。
　　剛到紐約的時候，有一天跟朋友坐計程車，下車之後才發現司機少找了錢。

　　「這個混蛋騙了我們，」朋友罵道，「讓他拿這錢去買藥吃。」
　　我笑了起來，覺得這句話好有意思。

可不是嗎?壞心沒好報。所以後來每次我受騙，也學那位朋友的阿Q精神：「給你拿去買藥吃。」

　　有一天，我看了部叫做《歡喜城》的電影。裡面描寫一位拉黃包車的父親，怎麼辛苦地撫養全家、怎麼被惡勢力欺侮、女兒怎麼被毀容、父親又怎麼為救孩子而受傷，且在女兒婚禮上舊傷復發，卻強忍著痛苦，捂著流出的血水、裝出笑臉……

　　影片裡有一段，是那父親冒著傾盆大雨，拉一位富商到目的地，富商把錢遞給他，等著找錢，那父親突然露出一種很特殊的笑，沒找錢，轉身拉著空車衝入雨中。

　　富商一直罵，電影院裡的觀眾卻笑了。

我相信每個人都在為那父親高興，大家明明知道他不對，卻也理解，因為他有一群可憐的孩子在等著他歸來。

　　自從看了這電影，每次我被騙，氣了一下，就不氣了，心想說不定這騙我的人，有著可憐的境遇，說不定在風霜雨雪中，也正有一群孩子，盼著他帶好吃的、好玩的東西歸來……
　　20多年前，我做電視記者的時候，有一次要去韓國採訪亞洲影展。

　　我好不容易備妥了各項文件，送去給電影協會代辦的一位先生。

可是才回公司，就接到電話，說我少了一份東西。
　　「我剛才放在一個信封裡交給你了。」我說。
　　「沒有，我沒看到。」對方斬釘截鐵地回答。

　　我立刻衝到西門町的影協辦公室，當面告訴他，我確實自己細細點過，再裝在牛皮紙信封裡交給了他。
　　他舉起我的信封，抖了抖，說：「沒有。」

　　「我以人格擔保，我裝了。」

我大聲說。「我也以人格擔保 ，我沒收到。」

他也大聲吼回來。
　　「你找找看，一定掉在了什麼地方。」

我吼得聲更大。「我早找了，我沒那麼糊塗，你一定沒給我。」

他也吼得更響。
　　眼看採訪在即，我氣呼呼地趕回公司，又去一關一關地求爺爺、告奶奶辦那份文件。

就在辦的時候，突然接到影協那個人的電話。

　　「對不起，劉先生，是我不對，不小心夾在別人的文件裡了，我真不是人、真不是人、真不是人……」
　　我怔住了。忘記是怎麼掛上那個電話的。

　　到今天我已忘記了那個人的長相。但不知為什麼，我總忘不了他，明明是他錯，我卻覺得他很偉大，他明明可以為保全自己的面子，把發現的東西滅跡。

但是，他沒這麼做，他來認錯了。

我佩服他，覺得他不但是一個人，而且是一位勇者。
　　許多年前，我應美國水墨畫協會的邀請，擔任當年國際水墨畫展的全權主審。

所謂全權主審，就是整個畫展只由我一個人評審，入選不入選，得獎不得獎，全憑我一句話。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尊重主審，一方面是避免許多評審品味相左，最後反而是「中間地帶」的作品得獎。

不如每屆展覽請一位不同風格的主審，使各種風格總有獲得青睞的機會。

　　那天評審，我準備了一些小貼紙，先為自己屬意的作品貼上，再斟酌著刪除。
　　評審完畢，主辦單位請我吃飯，再由原先接我的女士送我回家。

　　路上，她一邊開車，一邊笑著問：
　　「對不起，劉教授，不知能不能問一個問題。

沒有任何意思，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那幅有紅色岩石和一群小鳥的畫，您先貼了標籤，後來又拿掉了呢?」
　　「那張畫確實不錯，只是我覺得筆觸硬了一點，名額有限，只好……」

我說，又笑笑，「你認識這位畫家嗎?」
　　「認識，」她說，「是我。」
　　不知為什麼，我的臉一下子紅了。

她是水墨畫協會負責人之一，而且從頭到尾跟著我，她只要事先給我一點點暗示，說那是她的畫，我即使再客觀，都可能受到影響，起碼，最後落選的不會是她。
　　一直到今天，10年了，我都忘不了她。

雖然我一點都沒錯，卻覺得虧欠了她。
　　我的三個故事說完了。從世俗的角度看，那車伕是壞蛋、那影協的先生是混蛋、那水墨畫協會的女士是蠢蛋。

但是，在我心中，他們都是最真實的人。

在這個平凡的世界，我們需要的，正是這種真真切切、實實在在，可以不忠於世俗、卻不負自己良心的人。

　　每次在我評斷一件事或一個人之前，都會想到這幾個故事，它們教了我許多，它們教我用「眼」看，也用「心」看，當我看到心靈最微妙的地方，常會有180度的大轉變。

 

Author :劉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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